吴镇与倪瓒山水画之比较

　　任何有成就的艺术家都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他们都是在一定的环境内形成自己的审美观念，用此观念去指导艺术创作，成就艺术事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艺术有时代性。每个时代都有共性，因为作者受现实环境的影响，不可能有超现实的“宇宙”观。又由于各人的生活经历、文化教育、性格习惯有异，所以他们一定会产生个体差异，故而就有了特殊性。元代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四大画家，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生存在封建农奴制和带有鲜明的民族压迫色彩的社会，当权者把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四个级别。这“四大家”都为“南人”，是最低等级的人。黄公望使劲向上爬，还是没有一官半职，最后退隐江湖。王蒙虽为“王侯前朝驸马孙”(《铁崖诗集》丙集)，也只能做个“理问”的小闲官，在元末农民起义的乱世中，王蒙才抛弃这个小官职，隐居到黄鹤山。吴镇与倪瓒一直隐居不仕，往来者多为和尚、隐士之流，性格孤傲，志行高洁。其艺术风格也较为相近，故而提出进行比较，寻找一些艺术规律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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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镇、倪瓒是同一时代的人，倪瓒小吴镇二十六岁，可说是吴镇的晚辈，就历史时期说没有改变，都在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氛围中，求得自己的一块静土，由于各人的出身不同，所形成的性情也不一样，思想观念就产生差距。吴镇(一二八〇——一三五四)，字仲圭，号梅花道人，嘉兴人。祖上曾做过官，祖父从事航海。吴镇出生时，宋朝已经灭亡。年轻时与哥哥吴元璋一起，从毗陵的柳天骥读书，喜究“天人性命之学”，后来一直隐居不仕，也不喜与达官贵人往来，性情孤傲，志行高洁，每与梅花自比，家园遍种梅花，乐于其间，自号梅花道人、梅花和尚、梅道人、梅沙弥。

　　吴镇既不做官，又不从俗卖画，他靠卖卜为生，赖以养家糊口，生活较为困难。卖卜这一现象在元代比较盛行，《马可•波罗游记》中有所记载：“杭州的居民有一种风俗，父母生下子女时，立刻记下他们的出生年、月、日、时。然后请一位星占家，来推算这个孩子的星宿。”不但为孩子算，也为成人算，“大批这样的算命卜卦者……充斥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吴镇就在此行中谋食。

　　倪瓒(一三〇一——一三七四)，字元镇，号云林、云林子、云林生等。他的前辈与吴镇的前辈有异，前几代皆是隐士。他的父亲倪炳和伯父皆善于治家、理财，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富户。其父早亡，倚靠其兄教养。他的大兄倪文光是很有能力的人物，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先是作官，后成为道教上层的著名人物而享受特权。倪瓒在二十三岁前，也就是在他世界观形成时，过着不忧衣食，不问世事，唯读书操琴，欣赏古玩的悠闲生活。在他的《述怀》诗中表述了他的行为和理想“励志务为学，守义思想贞。闭户谈书史，出门求友生，放笔作词赋，鉴时多评论。白眼视俗物，请言屈时英。富贵乌足道，所思垂令名。”他是不求富贵，只求名。这是他生活的写照。

　　倪瓒二十三岁时长兄去世，他就挑起了全家的担子。一方面，他继续读书，经营清閟阁、云林堂、朱阳宾馆、海岳翁书画轩等。他平生嗜蓄古法书名画，卞永誉《式堂书画汇考》著录《清閟阁藏画目》有：“张僧繇《星宿图》、吴道子《释迦佛降生图》……米南宫《海岳庵图》、马和之《小雅六篇图》。”他读书、作画、弹琴、吟诗，生活中养成了“洁癖”。另一方面，由于是家庭的当事人，官府逼租、敲诈勒索、收租输租，都得找他，年轻时对这些俗事视以“白眼”的他，而此时不得不与之打交道。他为了逃避各种俗事和大小官吏的纠缠，决计出游。王宾在《元处士云林倪先生旅葬墓志铭》记录其出游：“至心初，兵未动，鬻其家田产……避地江渚……往来五湖三泖间二十余年，多居琳宫梵宇”。

　　倪瓒年轻时有“强学好修”“所思垂令名”的思想。可惜元朝不许他一步登天，科举制度基本废除，不愿作小吏的他，只有隐逸终生。中年时他在给王蒙诗中有“同煮茯苓期岁暮，残生此外更何求。”“野饭鱼羹何处无，不将身作系官奴。陶朱范蠡逃名姓，那似烟波一钩徒。”此时他已是个地地道道的隐士了。由于元末农民起义，到处动乱不安，搅得他隐士也没有法作。长期的生活浮游，使他的思想空寂难实，于是崇佛思想越来越强烈。他不再去玄文馆，而是寄身于“琳宫梵刹”。在他诗歌中常读到“蜕迹尘喧久，寡欲天机深”“松石夜灯禅影瘦，石潭秋水道心空”“人间何物为真实，身世悠悠泡影中”这样的诗句。《云林遗事》中记其老年“好僧寺，一住必旬日，篝灯木床，萧然晏坐”。他年轻时儒究，中年释道，老年归佛。由于生活的经历，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发生了变化，直接影响到他的审美价值。

　　吴镇早年研究理学，精通儒学。同时研究道、佛，由于他以卖卜为生，自然对道教研究更深，言行中总能体现道、佛精神。他画《渔父图》最多，古代渔父是一种抽象的隐逸象征，“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钓而旷落。”隐士以渔樵耕读为雅事。吴镇的画，自然为其思想的表现，他在自题《草亭图》中云：“依村构草亭，端方意匠宏。林深禽鸟乐，尘远竹松青。泉石供延赏，琴书悦性情，何当谢凡近，任适慰平生。”这种远俗尘的思想与陶渊明的思想相似。他宁肯不为人赏识，也决不随俗。他的居所叫“笑俗陋室”。他的佛、道思想是相融的，从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大多是道教思想颇重。孙作在《沧螺集•卷三》中说他的画“是有山僧道人气”。他与倪瓒比，在思想上没有明显的时间段倾向，他的思想以道教为主体，佛理次之。而倪瓒有较明显的时间倾向，早年“励志务为学”“所思垂令名”，希望成名后世的儒家思想;三十岁左右，道家思想较为强烈;五十五岁以后，佛家思想主导了他的世界观。

　　吴镇、倪瓒都以画寄情，排泄胸中逸气，用以自娱。吴、倪两人都没做过官，也不从俗卖画，尤其是吴镇生活困难，以卖卜为生，都没有“玷污”高雅的“精神产品”。“用画鬻食”对自己的画保持“清洁”，遇知已者，主动作画相送，在《沧螺集》中有所记载。吴镇的画多是自画自题，表现画意思想的完整性，也是自娱的最好形式。诗、书、画的完美结合，表现出作者整体的审美形式和文化修养。

　　倪瓒早年有田产宅铺，需要经营打理，他总是心不在焉，不愿与世俗打交道，为了解脱精神痛苦，变卖家产，寄情山水、书画之中，用此来排解环境给他带来的压力。我们可以从下面三段题画诗文中窥其画作的指导思想：“爱此风林意，更起邱壑情，写图以闲咏，不在象与声。”“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卜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⑥他作画不在形似，而在排泄胸中逸气，用以自娱。他认为作画如作诗，画功在画外。实践了宋人提出的理论。吴镇、倪瓒的作品，皆如抒情诗，那种简约萧散，田园隐逸的诗境，让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