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出现过两个中山国,由于社会生产力和文化形态的差异性,他们的历史遗物也以不同的风貌展现着他们的文化诉求和精神审美,同时也间接的反映着他们的生活习性和人格特征。
英雄壮志,执剑问苍穹
春秋中后期生活在河西、河东的山西夏虞朝后裔逐渐建立了国家体系。但是在历史上河西、河东的夏虞朝后裔却有不同的称呼,河西的被称之为义渠,河东的被称之为鲜虞,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建立中山国古国的这支势力强大的河东鲜虞。《吕氏春秋·简选篇》中记载:中山亡邢,狄人灭卫。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662年,其中的中山指的就是鲜虞,这是鲜虞首次进入公众的视野。
这支鲜虞人,史料多称之为狄,因其定都于“中人城”,原中山之地,所以后来称之为中山,以其地名代替鲜虞族名。在鲜虞攻邢败卫的强势出场后一百多年的时间内他们就再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直到公元前530年前后,晋国多次派军征伐鲜虞,但并没有完全灭掉鲜虞,直到公元前457年晋派新稚穆子征战中山,直插中山国腹地,中山国受到致命的打击,在历史记录中暂时消失。
这种“山”字礼器出土于中山第五代君主厝的墓葬中,像是中山国的国徽,其高119厘米,宽74厘米,厚1.2厘米,銎径13.5厘米,重56.6公斤,共5件,属于古代的军队仪仗礼器。礼器上部呈山字形,两侧向下部内转成镂空回字纹,下部中间有圆筒状銎,可插在立柱上,銎的前后两侧有方形楔孔。这种礼器为中山国所特有,造型庄重,立于木柱之上排列在帐前,象征着中山国王的权威。
公元前414年,在一个叫“顾”的地方,中山武公将其定为新都。《史记·赵世家》记载:“中山武公初立”,消失多年的中山国又出现在战国的历史版图上。公元前407年中山被魏灭国,后又在公元前381前后,其蛰伏的余部杀出太行山,奇迹般的完成了复兴大业。随后逐渐强大起来,称霸一方,成为其它诸侯国眼中的一个劲敌,当时的纵横家苏秦是这样称赞中山国的:“千乘之国也,而敌万乘之国二,再战比胜,此用兵之上节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山国是一个善于用兵作战的军事强国。但随着战国兼并战争的发展和扩大,各诸侯国之间的吞并更加激烈,公元前297年,赵国向中山国发起了灭国之战,中山国至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山和春秋战国时期所有的诸侯国一样,为了生存不断在血与火中挣扎。由于它的历史比较短暂,而且几经复灭,史书上关于它的历史记载不仅简略零散,而且还非常的少,所以两千多年来战国时期的中山国一直被称之为神秘王国。
青铜晚歌—中山错金银器
战国的中山王墓葬中出土了许多青铜器,根据使用材料的不同分为错金、错银、错金银三种。青铜器错金银工艺是指利用金银良好的延展性,将其涂在青铜器的表面,错出美丽的纹饰,使器物金光银彩交相辉映,绚丽高贵。金银错是古代青铜精细加工一种技艺,起源年代目前无法考证,但在春秋中期时已经非常的兴盛,战国出现的错金银青铜器相对而言比较多。古代的错金银包括嵌错和鎏制两种形式。
嵌错是将金丝或者金片镶嵌于青铜器表面的凹槽中,然后用厝石加以磨错。主要分为四个步骤:第一,先在器物地母范上预先刻好凹槽,为嵌错金银做准备。第二,对刻好的凹槽进一步的錾凿,以便于嵌进纹饰,即錾槽。第三是镶嵌,把金丝、金片适当加热后压嵌入凹槽,再进行捶打,使其牢固地附着于凹槽内。第四是进行磨错,用厝石将初步镶嵌于青铜器表面的金丝或者金片不平整的地方进行磨错,使其平整光滑,与青铜器表面严密的契合。
插错金银兆域图铜版为中山王厝陵区的建筑规划图,与现在地图相反,上为南,下为北。图版的中心部位,用金片嵌出五个享堂建筑的轮廓线,中心为王堂,两侧为哀后堂、王后堂和两个夫人堂。享堂的外围,用银丝标识墓的封土底边——丘(足欠)、再向外,用宽银片嵌出“内宫垣”和“中宫垣”二层宫墙轮廓线,其中内宫垣的北部嵌有“诏宗宫”、“正奎宫”、“执帛宫”和“大将宫”的标识,分别是陵园中主持祭祀礼仪、清洁、祭祀用品和看守陵墓的官员处所。王堂上部铸有国王命令修建陵墓的诏书三行42个字,背面中腰两侧各有一兽面衔环铺首。错金银铜版兆域图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有比例的铜版建筑图,它的四个拐角处都有明显的接口,说明当时用的是嵌错工艺。
除了错嵌,另一种是用汞齐涂金的鎏制错金法,称为“金涂”法。汞齐涂金是在器物表面预先烧铸很浅的凹槽,然后在进行涂金。制造金汞齐是把金箔剪成碎片,在坩埚内加热到400摄氏度左右,然后按照黄金与水银1:7的比例,使金箔溶解成液体,然后将其直接浸入于冷水盆内,形成金与水银混合的泥状固体“金泥”。涂金时将金泥抹青铜器的凹槽内,再用无烟炭火温烤使水银蒸发,只留金泥嵌于凹槽内,但由于加热蒸发水银时会造成金溢出凹槽,所以要进行多次涂金,尽量使金面与凹槽平齐。
中山国的错金银器物在器物造型上和纹饰描绘方面都呈现出浓郁的草原民族特色,展现出中山国传统的游牧民族风情,其善于刻画动物造型的熟练技能,反映出中山国的族属特征。中山国错金银青铜器动物造型融合了现实与神话,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
错银双翼神兽,形似狮非狮,似虎非虎,四肢弓曲,利爪怒张,两肋生翼,前胸宽阔而低伏,臀部隆起,后尾斜挺,圆颈挺立,凶猛雄壮,昂首向左作咆哮之状,仿佛在威吓敌人。通身错银,纹饰舒卷有致,身躯云纹千变万化,动感强烈。神兽双翼上的羽毛纹饰精致细密,栩栩如生,背部还用银错出两只于云中蟠曲的龙雀,生动形象。虽然目前我们尚不能确定它属于哪一种动物,但是它所展现的蓄势待发之威和睥睨天下的雄霸之气给人极强的震撼。
先秦史研究者李学勤指出,这种神兽形象具有中国北方民族及斯基泰—西伯利亚式艺术特色,与兽身鹰首的格里芬属类似属于同一艺术风格。
中山国的错金银青铜器中,动物身上额纹饰不仅追求图案美,起装饰装用,还具有塑形的作用。错金银虎噬鹿,虎身各处用金银错出的纹饰,充分结合了虎的动作、姿态,成为塑形的重要手段。那斑斓的皮毛,虎颊上坚硬的肌肉,肩和胯处扭动的关节,弯曲的脊柱,都通过不同形状的金银镶嵌线条来展现。这种装饰与塑形相结合的错金银工艺手法是中山国动物造型的独有特色。
错金银虎噬鹿屏座长51厘米,高22.5厘米,老虎的口中撕咬着一只小鹿,虎的前爪由于铺抓鹿而悬空,利用鹿腿支撑着虎本身的平衡,设计极为巧妙。老虎的强劲威猛和小鹿的幼弱无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充满了对力量勇猛的肯定,在野性的再现,表现出游牧民族对于生活独特的审美感受。
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边长47.5厘米,案面已经腐朽,仅存案座,底部是两雌两雄的梅花鹿,四龙四凤组成案身。四龙独首双尾,上吻拖住斗拱,双尾向两侧盘环反勾住头上双角,四风双翅聚于中央连成半球形,凤头从龙尾纠结处引颈而出。集铸造、镶嵌、焊接等多种手工艺为一体,精巧精湛,是战国时期艺术品中的珍宝。